第一代外企白领中年尴尬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最尴尬的人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然而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青涩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相比Stella始终对外企有一份情结，David则属于已经把这个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种人。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David说：“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样。出行乘飞机，住高档宾馆，就是为了维护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就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说白了，这些就是画皮。”

  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是从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现在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