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折戟“两年死亡期”

贬损甚于褒扬的“出局”，正在演化为职业经理人的悲剧性宿命。为什么职业经理人总是走不出“意外死亡”的结局?前半年观察，后半年发现问题，再半年试图解决问题，最后半年改革受阻无奈而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职业经理人的“两年死亡期”﹖

　　最基本的偏差忽视资本的意志

　　除了万明坚、张桂宗、姚吉庆，还有许多经理人与企业主分崩离析的故事。让我们从事件中跳出来，客观地察看这些失衡。

　　“可惜还缺赌资，否则我敢大赌。”万明坚的这句话，跟那个去年底曝光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经理陈久霖的心意全然相通。陈久霖让公司亏损了几亿美元，却依然不失豪门纨绔子弟的洒脱。他对去探监的朋友袒露心迹：“能经历大赌大赢、豪赌豪输的跌宕起伏，这一辈子真值了”是的，后悔从来就不属于他们赌资是别人的，豪赌的乐趣归于自己;失败归于出资人，他们有什么可顾忌的社会学家Jone French认为职业经理人手中掌握着以下的权力：威吓力、法定力、报偿力、专家力、吸引力。就有那么一些职业经理人，充分调动职务和身份赋予他们的这诸种力量，极力搜罗各种有利的说法，忽视基本事实，撺掇大股东铤而走险，以便为自己打造更加宏阔的舞台。自负贯穿了TCL收购阿尔卡特的全过程——不找专业机构咨询、不形成专门的并购班子，自以为是地签下漏洞百出的并购合同，承接下一些过时的研发和亏损重负。企业是力行者的舞台，从来就不需要为了个人“功名”而把企业利益作为赌注的人。

　　张桂宗的“历史性贡献”形成一道雾障，罩住了自己。他忘了，自己跟张伟只是共同占5%的股份，而大股东孙宏斌一人握有95%的股份。股份的比例决定了张桂宗只是被邀请来扮演一定角色的演员，至于整场的收益跟他无关。眼瞅着顺驰发展飞速，眼瞅着大批大批的新人员加入，当无形中俨然以权威元老自居时，张桂宗也就与顺驰的发展不相适应了。孙宏斌不愧是在哈佛学堂学出来的，居然早早地安排好了创业元老的退出机制。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柳传志，不跟创业元老展开肉搏战，那样胜了也难免挂彩。公司是他自己的，他乐意拿出一部分解决创业元老的退出机制。这样既让人退出了，也不会满城风雨招惹是非。据透露，顺驰给张桂宗持有3%股份的回购价格约2000万元。看来，3年多的牢狱之灾给孙宏斌最多的是对人性的把握，这也就保全了顺驰的许多运作机密。

　　姚吉庆开始就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舞台，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角色。直到下台以后也还没搞清资本需要他干什么。资本只是需要他的博士头衔装点一下门面，顺利度过3年公司上市辅导期，以便他们整合起来去更广阔的世界获取更大的利益。上市日期到来，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资本决不甘心让一个外人横插其中，还要按着所谓的“理性”裁掉亲信并切断各自的供货渠道。他始终是一个外行，甚至都没有弄懂老板们费尽心机让公司上市的目的所在。姚吉庆最后察觉到资本的力量，可还是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区别。在与大股东的博弈中，小股东依然没有话语权。大股东是老板，小股东顶多是个陪衬。

　　三个人各有各的情由，而最基本的偏差是缺乏对资本意志的彻底尊重。资本的意志归根结底是大股东的意志，这是财产权力得到承认的必然结果。在大股东的舞台上演出，分派什么角儿就该演什么戏。缺乏对大股东意志的彻底尊重，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通病。

　　最明显的陷阱失衡的道德困境

　　每个经理人与企业主的“离异”都有不同的情由，但是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资本与经理人之间缺乏诚信。一宗委托代理交易，彼此缺乏诚信，自然就丢失了根本。经理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紧张与失衡，说到底是社会诚信危机日益深刻的一种折射。

　　现代的诚信是建立在规则伦理基础上的，首先是对规则的“诚信”。“诚”是对法律、规则、契约的“诚”，“信”就是要信守法律、信守规则、循章守则、信守契约、如实履约，并在不可能履约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承担责任，按约补偿。诚信危机使得这一切简单的常识变成虚无缥缈的符号。

　　解析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主失衡的道德困境，或许下面这个鲜活的故事比理论分析更有穿透力：

　　一个留德博士生跟一个德国女朋友去听音乐，快迟到了，却碰到一个人行道上的红灯。博士生看没有车辆通过，就拉着女朋友的手横穿过马路。可是，女朋友因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而一晚上都不高兴，第二天就跟他拜拜了。回国后，他又跟中国女朋友去听音乐，又快迟到了，同样碰到一个交通路口的红灯。博士生铭记着德国的失意，一直等到红灯变绿灯后再走。可是女朋友早已经在马路对面不耐烦了，最后说了一声“呆鹅”就拜拜了。

　　中国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跟这个留洋博士与女朋友的关系比较接近。当双方对完全不同的诚信理念发生碰撞时，分崩离析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