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才价值有的放矢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层组织是企业，企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依靠人才。无数事实一再证明，企业的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的素质与企业人才整体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既有大批人员，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找不到工作，社会就业压力很大;同时，企业既有冗员又有很多岗位处于人才短缺，到处找不到所需的合适人才。
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因素很多、很复杂。但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用人单位缺乏识别千里马的“慧眼”，二是我们的教育在体制上尚未形成一套培养造就既了解熟悉我国国情、民情，了解企业现状，又能处理实际问题所需的“适销对路”的人才。
现在世界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新世纪推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现在企业的竞争，要重视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重点应是提高其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当前从事知识经济工作的人才正显示其日益显著的作用，在这方面人才竞争正越来越国际化、白热化。
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怎样引来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正是企业十分关心的，而这也有异于以往单纯从事人事管理的理念与方法。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1999年所著《21世纪对管理的挑战》一书中就说：对知识工作的管理，不同于以往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他们只能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要转变为伙伴关系。领导要用好知识工作者，首先要通过对他们的信任和交流、沟通，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怎样去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企业领导者要想充分调动知识工作者的积极性，就需要营造一个环境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一个充分发挥的条件和氛围，并使“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并举，而不是求全责备。对知识工作者更需要的是尊重和关爱。他们对真正能有所作为，实现其自我价值比对物质待遇的追求更为重视。
在有关用人艺术上，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祖先留给我们许多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故事和哲理。
古代的楚汉之争，在刘邦打败项羽之后，总结他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时，对他手下的张良、萧何、韩信分别讲了他们各自的优势，并坦言，在某些方面，“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并称他们“此三子，皆人杰也”。但关键的一点是“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能使用某些方面强过自己的人，他能用人之长，补己之短，来为他的事业服务，成为他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刘邦的人才观对今天的领导者的用人之道不仍深有启迪吗?
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是，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小国叫虞，那儿有一个叫百里奚的人，《史记》记载：“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这是说，那个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了，他又到了秦国，正值秦穆公当政，他辅佐秦穆公成其霸业，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何产生这么大的反差?答案是，并不是百里奚在虞时是个笨蛋，到了秦国一下变成为智者了，真正的原因在于“用与不用，听与不听”。
在我们感叹千里马无处寻的时候，这“用与不用，听与不听”八个大字，至今仍掷地有声，回味无穷。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也常听到某人在某个单位时是一条“虫”，而到另一个单位却成了一条“龙”。为什么同一个人会由“虫”变“龙”呢?不也是“用与不用，听与不听”吗?
古人说过：“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第二十七章》)，这就是说，好的领导人(“圣人”)往往善于正确使用人和物，在他们眼中，没有无用之才，也没有无用之物。事实上只有放错了位置的人、放错了地方的物。在上述事例以及冶金行业的生产废弃物，可以拿来用作水泥行业的原料，即循环经济，这正是没有弃人、没有弃物的生动事例。
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的用人之道，可以追溯到我国二千年前司马迁所高度概括的“士为知己者用”(司马迁：《报任安书》)。对知识分子、知识工作者，即昔日的“士”的理解、使用的理念，中外古今几千年竟是一脉相承的!
当前对于人才的需求与供应对不上号，除了领导者在思想认识上要把原来的“管人”转变为“人力资源开发”，真正认识到人才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和生产力。此外，供需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教育体制上。即怎样培养出大批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人才，他们既要了解世界、放眼世界，又要熟悉国情、民情，立足当时、当地和我国企业实际，具有能处理和解决我们自己实际问题能力的人才。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经济发展引入了竞争机制与市场机制，人们开始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开始举办企业所关注的各种有关管理专题的培训班、进修班，高校也先后成立了管理专业的系和学科以及随后的管理学院。为了学习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和经验，大家都采用了国外的先进管理教材，这对挖掘我们原来由于管理不善所掩盖的生产潜力发挥了很大作用。往往在不增加投资和人力、物力投入的情况下，采用了具体的先进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就可使原来的产品产量质量得到提高，成本得以下降，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管理也是生产力。
但管理具有两重性，与生产力有关的方面，和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如数理化之类性质类似，可以直接采用国际上已有的方法和成果。但管理又是通过人去实现的，又有着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面，这就无法照搬人家已有的模式，而要从各自国家的国情民情、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去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方法。
这些年来，由于以往我们管理科学缺乏基础，将重点放在学习国外理论上是完全必要，也是正确的，但引进人家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吸收消化，形成能在我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的管理理念和能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则还是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
人才的适销不对路，正是因为“所学”不能完全针对我国当前“所用”之需。
我们现在的管理教育和培训，对先进理论讲得多，如何把这些理论中国化、本土化，如何更好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改革的课题。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在管理上学有专长的人才走进企业，走进实际工作，发现现实并非他们原来期望的能使他们一展身手;而用人单位对这些高学历的人的期望值也很高，希望他们到企业来大展鸿图，可是发现他们很多想法和建议脱离了我国企业当前的实际，无法实施采用。这正是供需矛盾的症结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管理教育上也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扎扎实实通过“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理论联系实际，把着眼中国国情民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特色的高级管理人才，应力求做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只知道“中”，不知道“西”，闭目塞听，固步自封，在全球化形势下必将很快被淘汰。但只知“西”不知“中”，讲起来理论一大套，但只会照搬西方几百年自由市场经济的一套理论和经验，落不到我国实际，不能真正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意义，不能真正了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我国企业在不断变化的新进展、新面貌，去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思路，那也只是在坐而论道。同时，我们还需要博古通今，“博古”是为了“通今”，要古为今用，借古人智慧，来提高我们自身素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我们的祖先留给炎黄子孙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这是任何一个我们的竞争对手无法比拟、难以企及的。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特色文化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许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课题，诸如全球化、知识经济、企业文化、企业家素质、学习型组织、市场竞争法则等等，在我们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中都可找到相应的深刻哲理和案例，对开拓和搞活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企业的竞争意识，都会深有启发。
建立孔子学院正在世界各地兴起，这反映中华文化正为世界所瞩目，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在我们对外交往中，如果我们对自己老祖宗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岂不是一大讽刺?!
近几年全民学习外语已蔚然成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鼓励，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在新的形势下对我们与国际交流交往是极为必要的。但我们对企业职工、对从青少年开始学习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努力却没有像学外语那样受到重视。要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教育系统对国人学习中华文化能像学外语那样，那怕只有一半甚至十分之一的力量去重视、去抓，那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首先要从青少年教育开始，在中学课程中，增加学习古代文化的分量，让学生背诵一些寓意深刻的古代著作、背诵一些古典诗词，对提高年轻人的文化品位、文化素养，并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融会贯通，则必将使之终生受益。现在强调素质教育，学点古文，使之更好领悟古人的智慧和做人的道理，这难道不正是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吗?
提高企业职工的文化素养，对规范企业行为、团结奋进可取得更多共识，增加企业凝聚力，而且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群体，对外也为企业具有良好形象增辉。海南航空公司向其职工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导读》系列丛书，就是很好的例子。
奥运来了，这是全民的盛大节日，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走向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客人，到中国来不仅让他们看到今天蒸蒸日上的中国、看到高楼林立的北京，要是也能让他们了解一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悠久文化，让他们听到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案例、成语、哲理，让他们领悟到一点什么是东方智慧，这肯定会使客人们感到东方文化的魅力和得到更有意义的收益。这也正是向世界展示我们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文奥运的一大亮点。然而文化功底是要靠积累的，要从娃娃抓起，这可不能像学外语那样“突击”得了的。关键还在于从教育体制的改革抓起，即如何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素质教育的内涵与如何具体加以体现。
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的有用之才，为企业培养造就大量有文化、有教养的管理现代化的专业人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务之急。